霸道政治與共和政體
——“孔教憲政”的義理基礎與“議會三院制”
作者：蔣慶
來源：《政治儒學•續編——霸道政治與孔教憲政：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儒學思慮》書稿
（二零零零年頭，余陸續讀王天成君《共和三論》，感觸頗多，遂撰文回應。文未就，家人構疾進院，護理月余，及出院，文思已散，難再續作。二零零四年夏，余尋出舊稿，補綴潤色，雖可成章，然已不復當時理路矣。惜哉！蔣慶補記。）
天成如晤：
尊作《共和三論》收悉，汝在顛沛冒昧之際，仍系心學術，不忘全國，令人起敬，感佩不已！尊論疏理共和與平易近主、憲政、法治之關系，闡發共和真義，推揚共和精力，于古人嚴重誤解共和之時，深察名號，挈名索實，根本治理，其功豈小哉！然改制立法，1對1教學茲事體年夜，須究元探微，方可進真實理地。尊論從治道——混雜政體與權力制衡——談共和，自有其價值精到處。然本日西政之弊，在政道不在治道。若欲檢查當今政制，當從政道進手。讀尊論感觸很多，茲將常日所思所想寫出，既是作答，亦是闡發自家思惟也。
談政治，首當論次序，因政治乃統治社會人群以謀社會人群福利之事，次序乃社會人群最基礎之福利，有次序未必令人滿意，無次序則必無福利矣，何來滿意乎！故社會契約論者均言放棄天然狀態，進進文明社會，文明社會之最基礎特征，有次序也。然人有感性，有正義心，于次序又不克不及不問當否而安然受之，必問次序公道分歧理，正當不正當，符合法規分歧法，然后決定何種次序可安然受之，何種次序必奮然反之。政治次序之樹立必依政治權威，政治權威之載體乃政治權力，故政治權力之存在、產生與運作公道分歧理，正當不正當，符合法規不會法，乃政治次序最焦點之問題。分歧法之政治權力人群不認同不服從，不認同不服從則政治次序崩潰矣，即董子所言“平易近如麋鹿，各從（縱）其欲，家自為俗，父不克不及使子，君不克不及青鳥使，雖有城郭，名曰虛邑” 矣。是故，政治最最基礎之問題乃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問題，依中國政治術語言之，乃政道問題也。
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依盧梭之意，是將統治變為權利，將服從變為義務；將權力變為權威，將強制變為忠誠。夫如是，使被治者心悅誠服服從政治權力，從1對1教學而使政治次序穩定和諧，國家社會長治久安。故每一新時代來臨，政治上起首表現為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之轉變，以新符合法規性作為新政治次序之基礎，以代替舊符合法規性。東方晚世以樹立在人上之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代替中古樹立在神上之神意符合法規性，即以主權在平易近之符合法規性代替君權神授之符合法規性便是符合法規性轉變之顯例也。
符合法規性轉變是歷史運勢與人心思變使然，有某種歷史公道性與人心基礎，若善解善用則無弊。然東方晚世符合法規性轉變不循中道，偏至極端，馴致嚴重弊病。具體言之，只確立政治權力一重符合法規性，以主權在平易近說與國民批準說將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舉高至獨尊位置與絕對位置，致使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并以代議制與行政首長直選制將一重獨年夜之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軌制化、法令化，從而排擠人類歷史上曾有而依人類感性知己當有之其他符合法規性，即天道之符合法規性與歷史之符合法規性，亦曰超出神圣之符合法規性與文明傳統之符合法規性，結果使政治次序極端世俗化、感性化、現世化、私欲化、立體化，人類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構成中不再有天道之成分與歷史傳統之成分。（英國上院雖有傳統貴族與教士席位，然只是歷史遺存，不是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之基礎，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之基礎在平易近意，故使下院獨年夜，上院作為立法機構最終滅亡。）在此情況下，普選成為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之獨一基礎，平易近意成為政治生涯之最高主宰。此便是說，平易近意就是神意，平易近意賦予政治權力以超出、神圣、絕對、排它之正當性，平易近意如中古神意普通成為統治次序之獨一法理淵源。夫如是，使不克不及完整感性化之政治次序依普選法與議會法而完整感性化，政治次序成為萬能感性之建構過程，超出感性之天道天理與歷史傳統被置于政治次序與國家軌制之外。韋伯所謂之感性化不只是行政軌制之感性化，亦是政治次序之感性化，即當今政治不僅治道已感性化，政道亦已感性化矣。由于政治次序感性化，而感性最深摯之基礎是人之世俗欲看，故政治次序感性化必定導致政治次序世俗化，使政治次序中無神圣之價值成分。現代政治一切以國民意志為轉移，而國民意志多為人之世俗欲看與現世好處之表達，遂使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樹立在人之世俗欲看與現世好處之基礎上，政治次序中已聽不到神圣天道之聲音，政治權力已不再受神圣天道之約束，所謂政治世界已完整世俗化矣。（當代政治將世俗欲看與現世好處即所謂平易近意在符合法規性上排它地軌制化，故使神圣天道之價值不克不及以軌制化之方法進進國家基礎的憲政架構，即神圣天道不克不及在國家軌制層面成為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之基礎，只能在國家基礎憲政架構之外對政治施加影響。有論者言，當今平易近主政治中仍充滿神圣價值，如american，然此只是“軌制外之神圣價值”，而非“軌制性之神圣價值”。）
由于政治次序世俗化，又導致政治次序現世化。所謂政治次序現世化，即謂不考慮歷史與未來，只考慮平易近眾當下面前好處，將現實之政治生涯與歷史、未來割斷，在選舉中以樹立在當代人現世好處上之批準僭越取代歷史中無數代人之批準與未來尚未誕生之無數代人之批準，從而使歷史符合法規性缺位（歷史符合法規性理據之一是無數前代人之批準），又使神圣符合法規性缺位（神圣符合法規性理據之一是無數后代人之批準），即排擠了歷史之連續性與天道之永續性。此種政治次序現世化所體現之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是一短暫斷裂之符合法規性，在此現世符合法規性中，人成為伯克所說的與過往未來不相聯系的朝生暮逝世之飛蠅，無助而可憐。在平易近主成為拜物教之本日，獨一只承認平易近意具有符合法規性，不承認其他分歧于平易近意之價值亦具有符合法規性，不承認符合法規性可以有多重，在符合法規性上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可以“一統而多元”，遂使平易近意獨尊獨年夜，擴張僭越，不容其他符合法規性與之并存，不容對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有任何置疑，構成對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之科學崇敬，使平易近意如前所言成為神意。
由于當代政治次序在符合法規性上極端世俗化、感性化、現世化、人欲化，給人類生涯帶來諸多弊病。起首，是政治生涯立體化，在選舉中實行一人一票制，將人類存在之豐富多樣性與立體差別性一齊拉平，不承認賢不肖、正人君子在政治權力之分派上應有差別，不承認上智下愚不移應有政治上之憲政意義，不承認“物之不齊物之情”應是樹立政治軌制之現實人道基礎，不承認現實層面人與人之差別甚于人與猿之差別。結果設計選舉軌制時假托賢不肖不易確定，遂樹立情勢同等之一人一票制，以情勢之量的同等否認現實之質的不服等，（人後天之“天命之性”同等，然后天歷史文明與社會現實熏習塑造出之“習性”則不服等，政治是歷史中經驗現實之事，不克不及以形上之“本性”為其出發點，必須以形下之“習性”為其出發點，盡管不否認形上之“本性”是政治能夠向善之最高的終級人道基礎。）使政治成為立體化的政治，即成為人與人在性命境界、存在聰明、品德修為、知識學養與人格類型上全無差別之政治，從而成為所謂年夜寫的“人的政治”，其實質是將圣賢正人降為所謂人人同等的通俗凡夫之政治。此種政治缺少人在品德上之立體高度，鏟平人在政治生涯中之價值層級，是一種一體拉平的無品德高低之庸眾化政治。（品德必有性命立體深度與價值層級，必樹立在現實層面人之德性高低差別上，情勢上共享會議室數量之同等不關涉品德價值問題，故極而言之可教學場地以說平易近主政治是“君子政治”。）由于圣賢正人在數量上必年夜年夜少于庸眾，在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基礎上樹立之一人一票制必使圣賢正人難因子量進進政治獲得權力而影響政治，從而使政治缺少精力價值與品德幻想之指引，成為一種東方政治學家所謂“通俗人政治”，即庸眾化政治。復次，是政治生涯私欲化，因現代政治舞蹈場地次序符合法規性完整樹立在平易近意上，而平易家教近意又受人深層之無私欲看好處所安排，故平易近意神圣不成侵略后面所隱躲者乃人之無私欲看好處神圣不成侵略，而所謂公意或全平易近意志，不過是全體國民之私欲功利，私欲功利加私欲功利還是私欲功利，並且是更年夜的私欲功利，不會因為私欲功利增添就產生質變，成為品德。在選舉中平易近眾所最關心者乃親身私利，如工資福利稅收保險消費經濟增長等，用中國話說最關心者乃油鹽柴米醬醋茶，而極少關心天事理性、品德價值與歷史文明。故現代政治將平易近意作為獨一符合法規性，就是將人之私欲在政治上符合法規化，此乃中西歷史上之政治所不曾有者，因中西歷史上之政治均不承認私欲在政治上具有最高的獨一的符合法規性。這種私欲化之政治，缺少神圣之宗教精力，聚會場地缺少高尚之品德尋求，缺少深摯之歷史聰明，缺少遠年夜之文明幻想，最后使政治淪為物質主義政治、功利主義政治、消費主義政治，當局變成一董事會，國家變為一年夜市場，弗洛姆所言“存期近占有”成了現代政治生涯之鐵律，依《禮記》之言，現代政治即為“滅天理而窮人欲”之政治。
復次，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絕對至上導致政治非生態化。平易近意絕對至上在“政道”上導致人欲絕對至上，為人欲絕對至上找到符合法規性依據，并且在“治道”層舞蹈場地面進一個步驟為人欲樹立憲政性之軌制保證，即制訂所謂保證人欲之憲法瑜伽教室。這般，人欲不再受天理約束、指導與晉陞，不再受歷史文明護持而調適上遂，人類性命中自我調節之和諧次序被打破，墮入人欲獨年夜膨脹而不受心性品德約束之掉衡狀態。再加上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導致之現世化傾向，選平易近所關心者乃本身當下欲求之滿足，不關心未來尚未誕生者之欲求，故不吝將地球一切資源用于滿足本身之現世欲求，短短幾百年遂使地球資源乾涸，導致天然生態面臨滅頂之災。此與現代政治分歧，現代政治具有自然之生態特征，能適應天然節律之和諧請求，故能保護生態，是一種人與生態和諧共存之生態化政治，中國現代“法天而治”之政治形態最為典範。現代政治“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不僅違背人類性命之次序，亦違背天道天然之次序，遂使政治成為“欲看政治”，受人道中無始無明之迷暗勢力橫沖直撞，不受羈束，欲將人類推向毀滅深淵而后止。由于平易近意基礎是人欲私利，又由于“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在當代政治中一重獨年夜絕對至上，排擠其他符合法規性使之不克不及成為當代政治次序與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之構成內容，故不論綠黨之主張若何合適天道生態，若何合適人類子孫后代長遠好處，但綠黨所尋求之“天道符合法規性”始終不克不及上升為平易近主政治之符合法規性，亦不克不及與“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共存于平易近主政治之軌制設定中，即不克不及在“政道”與“治道”上成為東方平易近主憲政之主流或組成部門，因此在政治現實中不克不及成為主導政局之年夜黨。究其緣由，按平易近主政治數人頭之方法綠黨始終由少數人組成，少數人高尚之政管理念在一人一票體制下必輸給多數人現世之私利欲求。此處無文明世界價值品德高下之比較，只要天然世界氣力對此取勝之法則。是故，如不改變“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獨年夜至尊之狀況，綠黨之政管理念必不克不及最終在現行政制中實現舞蹈教室。有人將生態危機歸咎于資本主義之經濟軌制與市場體系，自有其事理，但平易近主政治“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獨年夜至尊則是更個人空間主要之政治緣由。這是因為平易近主政治之符合法規性只要平易近意并且平易近意獨年夜至尊，排擠體現人類超出神圣價值之教學場地“天道符合法規性”，在政治上不克不及對人之私利欲看進行限制約束（政治之最基礎效能就是要限制約束人之私利欲看），反而使人之私利欲看不受把持而膨脹擴張，最終嚴重迫害天然生態。復次，“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亦是極端平易近族主義繁殖之溫床。吾人須知，平易近族主義產生于平易近族自我之認同與平易近族好處之訴求，若能以品德自我約束，有所節制，不走極端，在當今國際關系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安排之時代仍有其價值，不掉為一種公道安康之平易近族主義。然在“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之情況下，政治權力完整受平易近族意志（平易近意之一種表現）所驅使，完整受平易近族精力（平易近意之最高體現）所鼓動，得不到“天道性理”之約束節制，完整以平易近族狹隘之無私好處為中間，舞蹈場地遂發展至對內驕奢腐敗，對外損害他國，以致發動侵犯戰爭，平易近族主義遂變質為帝國主義。此種極端之平易近族主義在近代世界史上帶來之災難盡人皆知，然其國內政治之最基礎緣由則是平易近主政治人欲化形成之政治權力“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按“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樹立之平易近主政制不單不克不及以“天道性理”約束節制其國平易近與平易講座場地近族之私利欲看，反而會促進而增益之，此即東方晚世以來平易近主國家均由平易近族主義變為帝國主義在符合法規性上之深入緣由，而時人對此未必了了也。復次，“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是現代政治之通病，不僅平易近主政治有之，極權政治亦有之，只是表述分歧罷了：或為全平易近意志，或為階級意志，或為人種意志耳。故“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即所謂“政治現代性”之一年夜特征也。
現代政治“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之確立，是對抗歐洲中古“神意符合法規性”之結果。歐洲中古政治符合法規性樹立在“君權神授”上，近代東方“社會契約說”只是將政治符合法規性之基礎從人與神之約定翻轉過來變為人與人之約定。所謂平易近意，即“國民批準”，“國民批準”即通過國民之間彼此約定或與主權者約定批準將本身權利和權力讓渡給國家或當局，國家或當局之統治權力始符合法規。與“社會契約說”并行之“主權在平易近說”在論說方法與理論邏輯上與“主權在神說”、“主權在君說”無年夜差別，只是將政治上之最高權力即主權從以前之“神”和“君”轉移到現在之“人”或“平易近”，而“神”、“君”、“人”、“平易近”均為崇敬之最高神圣實體，“主權”則是不克不及分化讓渡之最高權力，實際上是變相之“概念之神”。若東方近代在符合法規性轉變過程中未排擠中古之符合法規性，而將此歷史上曾有之“神意符合法規性”與“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兼容并包，構成一種新的綜合的符合法規性，則不會出現平易近主政治“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之弊病，後面所言之現代政治種種病狀或可防止。然東方人之思維方法是二元對待非此即彼之偏至思維方法，習慣于從一極端跳到另一極端。具體就符合法規性而言，即從中古“神意符合法規性”之極端又跳到近代“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之另一極端。本來在中古東方，平易近意受神意排擠，人權遭神權壓制，強調“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有其正當來由，且“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亦是陳舊符合法規性之一。然歷史之遺憾在于：東方政治符合法規性從公道對抗“神意符合法規性”一偏獨年夜開始，又分歧理地發展到“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偏獨年夜壓倒“神意符合法規性”，在戰勝“神意符合法規性”弊病之同時又產生“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弊病。用中國古語言之，即“因病施藥又因藥起病”也。故當代政治符合法規性危機是共享會議室“因藥起病”一偏獨年夜之危機，非會議室出租“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自己有危機。故我所反對者是“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因其危機產生之“偏”與“過”，而非反對“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自己也。
上來已言當代政治符合法規性之危機在“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形成之“偏”與“過”，其解決之道當是糾其“偏”而矯其“過”，以“符合法規性并存制衡”之多重符合法規性方法解決之，即以霸道政治“三重符合法規性并存制衡”之方法解決之。具體而言，用“超出神圣之符合法規性”與“歷史文明之符合法規性”制衡“人心平易近意之符合法規性”，使“三重符合法規性”存在于一個既統一又區別之符合法規性構成中，或謂存在于一個既綜合共存又相對獨立之符合法規性構成中。此“三重符合法規性構成”用中國學術術語言之，即各正生命又保合太和，既統攝一統又分殊多元。“三重符合法規性”在此綜合構成中不是簡單并存關系，而是彼此制衡又彼此證成關系。彼此制衡，是言每一重小樹屋符合法規性均不得獨年夜，必須遭到其他符合法規性制約，這般可戰勝每一重符合法規性偏至獨年夜能夠帶來之弊端；彼此證成，是言因彼此制衡每一重符合法規性均不得違背本身之自性出位擴張，因此每一重符合法規機能夠在制衡中充足實現本身應有之自性與價值，這般可戰勝每一重符合法共享空間規性因出位擴張獨年夜膨脹能夠對其他符合法規性形成之損害。“三重符合法規性并存制衡”之符合法規性構成，是中國文明霸道政治之獨有產物，霸道政治“參通六合人為王”、“以一貫三為王”，均是言霸道政治之符合法規性構成包括了天道符合法規性（超出神圣符合法規性）、隧道符合法規性（歷史文明符合法規性）、人性符合法規性（人心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將此“三重符合法規性”綜合起來（參通一貫）才幹稱為霸道政治。當代世界政治在符合法規性構成上或“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如平易近主政治，或“神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如伊斯蘭神權政治，在符合法規性構成上均屬偏至形態，與霸道政治之綜合形態異趣。霸道政治之三重符合法規性構成，打破了東方政治在解決符合法規性問題時之感性主義思緒，即打破了“主權”概念之不成朋分性與絕對排他性，因此消解了在符合法規性上之東方傳統“主權”概念，使體現符合法規性之“主權”在“政道”上成為一個多重并存且彼此制衡之綜合構成。（東方政治在“治道”上則承認并朋分“主權”，如“三權分立”之憲政軌制設定是一個“主權”多重并存且彼此制衡之綜合構成。）由于霸道政治能夠戰勝現代政治“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之弊病，從而能夠戰勝現代平易近主政治之極端世俗化、感性化、立體化、私欲化與俗氣化，當然，亦能戰勝現代神權政治之極端神意化。霸道政治是中國政治文明之幻想模子，霸道政治所解決者是政治之最最基礎問題——符合法規性問題，即中國所謂“政道”問題。霸道政治之制衡是“政道制衡”，即“符合法規性制衡”，非如東方平易近主憲政只是“治道制衡”，即“權力制衡”而在“政道”之符合法規性上不制衡。環顧當當代界之政管理論與政治現實，在解決符合法規性問題上，未有能如霸道政治之周全而完美者。故霸道政治不僅是中國政治之發展標的目的，亦是冷戰結束后人類政治應有之發展標的目的。
尊論重申共和傳統，將共和之精力歸結為共治、共有、共享、戰爭與均衡，甚善，與吾國“中和”傳統相往不遠矣。然通觀《三論》，不論言東方現代“混雜平衡政體”，還是言東方近代“分權平衡政體”，均是從“治道”上淡共和，而不是從“政道”上談共和，即均是從政治軌制上談共和，而不是從政治符合法規性上談共和。尊論對平易近主政治多所批評，但似未對平易近主政治在符合法規性上之最基礎弊端——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措意著力。近代以來東方政治之病重要出在“政道”上，而非出在“治道”上（當然并非意味東方政治在“治道”上全無問題），故言共和當首言“政道之共和”，即“符合法規性之共和”，其次乃得言“治道之共和”，即“軌制政體之共和”。因“政道”（符合法規性）是政治公道存在之最基礎目標，“治道”乃是為此公道“政道”目標服務之軌制性架構設定，若“政道”問題不解決，解決“治道”問題則無意義。後面言霸道政治起首是“政道之制衡”，實際上依尊論對共和之解釋便是“政道之共和”，若尊論能再進一個步驟從“政道之共和”措意著力，發為宏論，則于霸道政治雖不中亦不遠矣。
尊論依共和原則反對“議會至上”，擔憂議會多數之專制，吾人在平易近主如日中天之時代可以懂得，此亦正得吾心之同然。然議會軌制亦屬“治道”范疇，即屬服務于“政道”之軌制性設定。在東方平易近主政治下，“政道”上“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故作為“治道”之議會在軌制設定上天然要為一重獨年夜之平易近意服務，在議會中不成能設定多重符合法規性并存制衡，這般才出現尊論所憂議會多數之專制。所謂議會多數，即平易近意多數，整個議會在軌制設定上只能容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容不下其他符合法規性，即不克不及做到“符合法規性共和”。american國會純依平易近意樹立自不消說，英國上院之美好歷史遺存在“政道”上曾暗合“超出神圣之符合法規性”（年夜主教與主教為上院自然議員）與“歷史文明之符合法規性”（王室貴族、世襲貴族、司法貴族為上院之自然議員或世襲議員），然在“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一重獨年夜”之平易近主政治符合法規性下，上院代表之符合法規性不合適平易近主政治之符合法規性，故平易近主政治之議會軌制不克不及包涵，遂使英國議會中下院權力不斷擴年夜，最終侵蝕吞沒上院權力，使上院從擁有最高立法審批權之立法機構變為司法機構，不再擁有立法權，而立法權全為下院擁有。曾有人譏英議會實為一院制，以此也。究其緣由，乃在平易近主政治之符合法規性是“一重獨年夜之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作為“治道”之議會軌制設定，只能為作為“政道”之“一重獨年夜之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服務，容不得其他符合法規性對此“一重獨年夜之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制衡約束。是故，依余之見，“議會至上”并無過，東方平易近主政治之過在議會軌制只服務于“一重獨年夜之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若政治符合法規性有多重，并彼此制衡，議會在軌制設定上能綜合均衡地為多重符合法規性服務，就不會出現多數人（布衣年夜眾）挾持議會而構成之“議會專制”，而“議會至上”恰好是“治道”上實現多重符合法規性最好之軌制。因為在憲政架構上，議會是主權之軌制性載體，而主權之正當性基礎則在政治符合法規性，“議會至上”即謂議會代表之符合法規性不僅體現了主權之正當性，并且亦是以而擁有政治上之軌制性主權，成為實際政治權力運作過程中高于行政、司法之政治性權力機構。若議會能綜合代表“三重符合法規性”，即意味能以“議會主權”之強制力在國家政治生涯中促使立法、1對1教學行政、司法實現“三重符合法規性”所體現之天道、歷史與平易近意之價值，若如是，則“議會至上”即無過，“議會專制”亦因之不為過。也便是說，“議會至上”之焦點價值在于議會是國家憲政架構中政治權力符合法規性與政治主權之軌制性代表，在“政道”上代表符合法規性，在“治道”上代表主權，而行政軌制與司法軌制只在“治道”之軌制設定層面觸及政治權力之朋分運用與分立制衡問題，不觸及政治權力之符合法規性問題。盡管行政權與司教學法權可以分開獨立行使，但其符合法規性必須由議會賦予，因為議會代表符合法規性，是一切權力之所以符合法規之最高法理淵源。故“議會至上”即意味立法高于行政、司法，行政、司法必須為立法所代表之符合法規性服務。其實，符合法規性是一政治概念，符合法規性概念若用宗教品德概念表述，便是超出神圣之正當性價值，行政、司法為立法所代表之符合法規性服務，實際上就是行政、司法為符合法規性所體現之超出神圣之正當性價值服務。“議會至上”說究竟，就是超出神圣之正當性價值至上。當然，這必須看議會代表之符合法規性能否真正代表了超出神圣之正當性價值。在平易近主政治下，議會只代表一重獨年夜之“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盡管“平易近意符合法規性”在“政道”上具有某種水平之正當性，但此正當性只是世俗之正當性而非超出神圣之正當性，故在平易近主政治下議會很難真正代表超出神圣之正當性價值。議會要真正代表超出神圣之正當性價值，就必須依照中國霸道政治“三重符合法規性并存制衡”之法理來樹立，即樹立分別代表三重符合法規性之“議會三院制”，即包括通儒院、百姓院、國體院在內之三院制議會。茲義甚繁，函中難以深究，待后從容講座場地商討。總之，若議會在其內部軌制設定上能真正完滿代表“三重符合法規性”，能體現人類超出神圣之宗教品德價值，能實現政治上之“中和”幻想，議會“可牽制一切部門”應無疑義。然此只要霸道政治下之“議會三院制”方可做到。又，當今國人論政治，背后預設之參照系乃american政制，然余竊以為american政制偶爾性甚年夜，法感性含糊，如參眾兩院均按平易近意樹立，年夜法官能否決議會法案等，故不成自覺硬搬。《禮記》云：“禮可義起”，今后中國政制之重建，當依中國歷史文明之義而起，不成以偶爾為義也。海耶克言自發次序，又不成膠執而至另一極端，否認人類聰明心靈之創制年夜能。就實言之，自發中皆有創制，未有離創制之自發，唯創制者不自知耳。若論美之政制，皆制憲者之創制也，依洛克社約論之義與夫孟德斯鳩分權制衡之義而起者也。而英之《共享空間年夜憲章》，聚會場地難道當時之人所創耶？此義甚繁，留待日后從容商討也。
尊論言：依共和原則，必須包括牽制平易近主之均衡辦法，為少數基于正義對抗多數供給法式性與機制性之軌制設定。此言甚善，確實需求從軌制設定上制衡多數不正當之平易近意。此處觸及平易近意之實質性品德內容，與時下論平易近主者異趣。時下論平易近主者多言平教學易近主乃多數人統治，選舉中多數人之平易近意批準即可產生符合法規當局，而不問多數人之平易近意能否合適品德。此種平易近主即情勢性平易近主或法式性平易近主，而非實質性平易近主或價值性平易近主。此種平易近主似為平易近主之經典含義，合適多數平易近意統治之原則。平易近主之問題就出在平易近意在內容上能夠違背實質正義，違背價值品德，尊論認為宜制訂保護少數人能依正義品德牽制批評平易近主之軌制，確實專心良苦。然尊論所言對平易近主之牽制，還是“治道之牽制”，雖有感化，恐後果甚微。因整個平易近主政治之符合法規性均樹立在情勢之多數平易近意上，少數人之正義訴求與品德批評并不具有政治上之符合法規性，只是人類知己之表達，對政治決策與權力運用不會有憲政軌制上之決定性影響，多數人可依仗多數平易近意之符合法規性——平易近主政治獨一、最高、絕對、排它之符合法規性——并通過保證此符合法規性之憲政軌制設定否認少數人基于知己之政治訴求。是以，要真正樹立牽制平易近主之均衡辦法，為少數基于正義對抗多數供給法式性與機制性之軌制保證，不僅需求尊論所倡之“治道牽制”，更需求在符合法規性上實施“政道牽制”，因為符合法規性上之“政道牽制”講座場地可以使少數人——圣賢、正人、代表人類知己之社會精英與社會賢達——之正義訴求與品德訴求上升為政治上符合法規性構成之一項內容，用符合法規性來制衡符合法規性，即在政治之最最基礎處（“政道”處）來進行制衡，其氣力遠遠年夜過“治道”技術設定下之牽制空間。若能實現以符合法規性制衡符合法規性之“政道制衡”，然后又輔之以軌制設定上保護少數人能依正義品德牽制批評多數平易近意之瑜伽場地“治道制衡”，使少數人之正義訴求與品德訴求獲得憲政性之軌制保證，則不正義不品德之多數平易近意不成能在政治中以及議會中殘虐矣。吾人又何樂而不為耶？故在霸道政治于本日之具體落實中，此保護少數代表人類知己之圣賢正人與社會精英能依正義品德牽制批評多數平易近意之“政道制衡”以及實現此“政道制衡”之“治道制衡”軌制，便是所謂具有中國歷史文明特點之“孔教憲政”軌制也。
尊論言現代共和國之競選制屬貴族式，將傳統貴族轉換為現代精英，精英人物由平易近眾定義并選出。然觀現代東方政治，此義恐未必定。現代政治之精英人物與傳統貴族似不相類，傳統貴族因委任、冊封、世襲產生，現代政治精英則由普選產生；傳統貴族因血統與世襲爵位而貴，現代政治精英因平易近意認同而貴；傳統貴族是終身執政者，現代政治精英則是按期輪流執政者；傳統貴族是歷史文明與精力品德之代表，現代政治精英則多是世俗平易近意與治理知識及技巧之代表。就算東方終身任職之法官，其理據恐亦在法令知識與法令技術之請求，不在貴族精教學力之繼承也。（然法官守舊，只因法令相應守舊也。）職是之故，在東方平易近主政治極端世俗化與平易近意一重獨年夜之下，傳統貴族軌制與貴族精力均已滅亡，普選產生之政治人物多為逢迎庸眾而媚世者，頂多亦只是知識精英或政治明星，而絕難產生真正代表歷史文明傳統與精力品德之政治人物。是以，要真正繼承貴族傳統，就必須在“政道”上確立“歷史文明符合法規性”與“超出神圣符合法規性”后，在“治道”上確立體現此符合法規性之貴族制原則，再依此貴族制原則樹立相應之軌制。具體就議會軌制而言，就必須在議會軌制中樹立代表歷史文明傳統之貴族院（名稱可從俗而定），按血統、世襲、冊封、交流指定等原則運作，務使真正能代表歷史文明傳統之精力。霸道政治“議會三院制”中有“國體院”，其效能相當于東方現代之貴族院，代表歷史文明之符合法規性，是能真正繼承傳統貴族政治之精力者也。
尊論在所設想之議會兩院制中，參議院內孔教與他教并列，此于理恐未安。孔教之在中國，不是普通意義之宗教，其所代表之超出神圣價值亦非空洞之超出神圣價值，孔教所代表之超出神圣價值乃五千年（若依宓羲畫卦則有六千五百年）中國人所共奉之超出神圣價值，依東方政治術語言之，乃五千年中國人配合之平易近意認同。孔教非始于西漢復古更化獨尊儒術，《五經》便是孔教義理之源，《五經》中《易》始于宓羲，《書》始于虞夏而至于商周，《詩》亦含商周，《禮》（《儀禮》）則不知始自何年。故以《五經》為經典之孔教，實是六千五百年來中國人之批準共奉之宗教，其在中國歷史文明中之獨尊位置他教不克不及比擬，在政制設計時下降孔教在歷史中構成之獨尊位置，有否認六千五百年中國人配合批準之虞，于平易近主原則亦有所違背矣。孔教是中國人在中國歷史中長期構成之批準共識小樹屋，孔子之出現，只是在自覺之層面創立了孔教，而孔教文明則早于孔子四千年矣。在中國歷史上，一向有孔教以外之他教存在，然因孔教歷史上構成之共識權威與獨尊位置，只要孔教有政治上之憲法位置，即前人所云“王官學”之位置，他教則無政治上之憲法位置，只要平易近間不受拘束崇奉之權利，即前人所云“百家言”之權利。其實本日american，亦只要代表盎格魯·撒克遜人之新教具有“王官學”之憲法位置（american憲法便是新教價值之最舞蹈教室高確定與軌制性體現），他教則無矣（不成設想american以伊斯蘭教之價值作為憲法原則，伊斯蘭教在american成為“王官學”具聚會場地有憲法位置）。職是之故，在中國政治中，只要孔教具有憲法位置，具體到議會軌制上，因議會是符合法規性之代表，中國六千五百年來國人共奉之天道性理——超出神圣之符合法規性——均由孔教代表，議會中必須對孔教有特別之軌制設定，即必須獨設一代表孔教價值之議院，以體現六千五百年來中國人配合之平易近意認同，以恢復孔教“王官學”之傳統位置也。此對孔教特別軌制設定之議院，即余設想之“通儒院”，至于他教，則進代表歷史文明之“國體院”可也。其實，霸道政治“議會三院制”中，“通儒院”與其他兩院是立體制衡關系，而非主宰把持關系，此“議會三院制”之軌制設定，使“王官學”之位置亦不克不及一偏獨年夜而不受制約，故不用憂其年夜而獨尊也。
通觀《共和三論》，義繁而理微，未暇逐一詳論，謹就其年夜端言之，余義容后再相析也。然最要者，論共和當首論“政道共和”（“符合法規性共和”），“治道共和”（“軌制共和” ）方有興趣義。若“政道”有差，則“治道共和”愈精妙則往道愈遠矣。吾人于“政道”可不深措意乎！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